附近的老人们时常来公园前坐坐。

占地200多亩的东四义水上公园。

李立功当年题写的“农民公园”成为农民富裕起来的历史见证。

巴公三村的太行水上乐园。

核心提示

公园！还是座农民公园！22年前，成天与土疙瘩打交道的农民却与本属城里人专用的“公园”联系在一起！

1986年9月24日，由泽州县巴公镇农民自筹资金修建的占地1.5万平方米的“农民公园”落成。省委书记亲笔题写园名，更使这座当时在山西乃至华北地区首屈一指的“农民公园”，顿时名声大噪。

“下雨走路不沾泥，厕所建在房子里，老汉打台球，妇女公园扭”。这是如今在泽州县巴公镇流传的一句顺口溜。农民公园、游乐场和文化活动中心，在富裕后的巴公镇早已司空见惯。但是，说起22年前那场围绕修建农民公园引发的是非纷争、酸甜苦辣，当时力主工程上马的魏丹红至今仍然感叹不已。

市里的干部到巴公都要来这里转转

“垂柳依依鲜花吐芳，碧波荡漾的人工湖中，造型逼真的戏水鹤、悠闲地嬉戏追逐，婀娜多姿的荷花美女好似出水芙蓉。人工岛上，高大的八角凉亭，俊逸挺拔，屹立在假山秀色之中。弯弯的环湖道、优美的九曲桥，像一条纽带将五个凉亭联成一体，恰似孔雀开屏……”

在采访前，记者查阅资料，找到这段对农民公园字数不多的描写。由市区驱车半个多小时，到了素有“太行第一镇”之称的巴公镇。记者来到离镇政府不远的农民公园，一座仿古建筑的门楼上，“农民公园”四个镏金大字的横匾悬挂上方，落款“李立功 一九八六年九月”。

这是一座采用江南水乡古典园林建筑风格的公园。园内的柳树垂下吐绿枝条，给弯弯的环湖道营造出在城市少见的幽静，几株刚刚开放白花的桃树，在湖边块块绿地和花坛的衬托下，显得格外引人，而九曲桥如一条纽带将五座凉亭相连一起。时任省委书记李立功书写的“文化楼”三字匾额被悬挂在湖东面的镇文化楼二楼，而当时省委常委、宣传部长张维庆题写的“巴公镇文化中心”匾额悬挂在这座中国传统庭院式建筑上。

“刚建好的公园可红火呢！”巴公镇政府所在地是巴公二村。64岁的李文韬是距巴公二村不远的西郜村人。1991年，也就是公园落成5年后，“能写会画”的老李被抽到镇文化站“帮了17年的忙”。“那时每天门票就能卖两三千元！”李文韬说：“一张票才3毛，后来才涨到5毛。晋城市里的干部到巴公，都要来这里转转。”

从南方“搬”回来的农民公园

 建公园是1984年的事，当时的镇党委书记是董德华，镇长是魏红丹。

“当年县里组织干部去江苏等南方省份参观。美丽的江南水乡给前往的镇长魏红丹留下了美好印象，回来后他与镇党委书记董德华一拍即合。”担任巴公镇文化站站长21年、今年60岁的朱全忠回忆。

“建农民公园，可没那么简单！”66岁的魏红丹摆着手对记者说：“农民公园能建起来，一是压力，二是机遇。不是这，可从南方‘搬’不回来！”

1983年底，时任晋东南地区晋城市（县级市）高都公社（现泽州县高都镇）主任3年的魏红丹被调任巴公公社主任。1975年，33岁的他已是高都公社党委副书记，5年后任公社主任。

以煤致富的高都，当年经济实力远远超过巴公，高都是当时省内给村干部发放年工资为数不多的公社。“平调”的现实让“做事就要争一流”的魏红丹陷入思考：“在高都是主任，去巴公还是主任。难道上级对我的工作不甚满意？”去巴公赴任前，“憋了口气”的他暗下决心：要把巴公也搞成一流公社。

1984年初，中央下发“一号文件”透露出明确的信息：农村的物质、精神文明都要抓。“有钱不能像高都那样都分了，应当实实在在抓精神文明建设。”从中央文件中找到工作差距，他的想法与49岁的董德华不谋而合。

“抓精神文明可不能务虚，满足于标语口号的宣传上。”当时，晋东南地委副书记崔光祖来到巴公。“能否拿出些财力物力，巴公搞个气派的文化中心？要有现代意识、长远眼光，要搞就搞成晋城、山西甚至全国一流的！”临走时，崔光祖撂下句话：“搞个详细规划，我要过目。”

1984年5月，晋东南地委抽调公社文化馆长去江苏省沙州县（现张家港市）锦丰公社参观。人工湖、假山、凉亭……锦丰正在修建的农民文化站置身农民乐园之中，碧瓦飞檐，画栋雕梁，镂花刻玉，古色古香中透出逸人秀雅。这正是想象中的“一流文化站”！ 魏丹红内心顿生“就照原样把公园‘搬’回巴公”的念头！

“施工单位是江苏古建筑园林队，包工头姓陈。”在工地上，魏红丹就与对方敲定“口头协议”。听到返回晋城的魏红丹的汇报，董德华非常支持。

[网络采编:姬丽娜]